2025年4月3日 浏览量:0
正是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的诸多提案,使得孤独症等特殊群体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在国家政策层面给予保障,使得他们融入普校、融入社会的步伐不断前进。
正如李紫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孤独症患者存在社交障碍,如果在成年后找不到工作,那就只能待在家里,父母年纪大了无力照料,又找不到合适的康养场所,导致无处可去。18岁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年龄基本在45岁左右,正是家庭顶梁柱,孩子毕业后没有归属,家长就无法工作,需要整天对孩子进行看护,没有收入,很大程度导致孤独症家庭的贫困。”
这种因病致穷的现象,在孤独症等特殊儿童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深刻。
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已然成为当下学龄前孤独症群体的共识,然而相比学龄前孤独症患儿,成年后的孤独症群体的课程开发、职业培训、职业学校的办学体系以及就业、康复、养老等支持却呈现两极分化。
一方面是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其中智力残疾568万人,精神残疾614万人。心智障碍群体是所有残疾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之一,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还需要多方保障与帮扶。
另一方面,为大龄孤独症人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渠道,使其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劳动体系,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减轻家庭负担,还需要多方助力。
相比学龄前孤独症,一直以来,成年孤独症患者的家庭不堪重负,这些负担正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图片来源:电影《海洋天堂》)
如何解决和保障成年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
很多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诸多建议:
设立公办或公建民营的孤独症家庭康养中心,鼓励个人或社会团体办社会康复劳动机构,为患者提供治疗、培训、康复、养老等支持。成为众多代表提案点赞最多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也提交了关于完善心智障碍者等群体成年监护体系建设的提案。监护角色的可靠性、长效性和有效性,也决定了心智障碍人士未来安置的品质。由民政部门会同残疾人联合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围绕《民法典》监护制度与照护等相关条款研究并制定监护的规范要求、监督机制等,出台了相关配套实施细则,指导和规范社会监护及照护工作的发展。
其次,我国孤独症患者家庭已开始自行建立互助团体,进行信息上的沟通交流与心理上的互相支持,国家应进一步引导、支持此类团体进行专业化、系统化建设,并在社区、康复机构的引导与支持下,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建立互助联络体系,实现资源共享。
政府层面牵头成立成年监护委员会,加大对社会监护组织的扶持,促进监护服务的职业化、社会化发展,是一条必然之路。